这是一起巨额诈骗案。1996年底至1997年初，一名外国商人及其同伙，先后与中国某进出口公司签订数万吨热轧卷板供销合同，涉嫌诈骗金额达1400余万美元。在此案7本合同及相关的汇票、商业发票、装箱单、装船通知、原产地证明等供货单据上，共有该商人的英文签名138个，然而犯罪嫌疑人否认这是他的签名。今年3月8日，侦查部门将这7本单据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文件检验室，委托进行笔迹鉴定。10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经将送检的138个英文签名与该外国商人英文字迹比对，两者特点反映一致，可做同一认定，138个英文签名均是此人所写。这份笔墨不多但分量十足的文检鉴定书，将在审判肘成为指控该商人犯罪的强有力证据。
翻开北京大学《刑事侦查学》教材，发现对“文件检验”有这样的定义：“文件检验是刑事技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运用文字学、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原理和方法，检验与犯罪有关的各种文件材料，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线索和证据。”然而与冲锋陷阵的刑警相比，这些从事文件检验、同样担负着打击犯罪重任的科技警察们，甚少在公众面前亮相，他们安静而又略带神秘地工作在幕后。
笔迹鉴定是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文件检验室的科技人员干得最多的活儿。据教科书介绍，当一个人书写动力定型后，会养成固有的书写习惯。人的书写习惯不仅具有人各不同的特殊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字检验就是以人们书写习惯的特殊性和稳定性作为科学根据的。对文检室10余名科班出身、训练有素的警察来说，比对笔迹、辨认真伪，恐怕只能算是入门功夫。有一个案子，一家银行的营业员与外部人员内外勾结，把号码“48”涂改成“43”，冒领走一笔巨款。案情表明，作案人就是当时在场的7个营业员之一，但会是谁呢？承办该案的刑科所副所长梁国生和文检室副主任曹健让每个营业员都写下“43”两个数码，他们那双“毒辣”的眼睛，瞄准了一个“3”字，这一眼，同时也意味着瞄准了作案分子。要知道，凡是受过一定训练的财会人员，在外行看来，那阿拉伯数字可是写得一模一样！
在市局刑科所文检室去年承办的近千起案件中，鉴定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百。高度准确率，正是北京文检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法分子作案手段也愈发“高明”，过去伪造印章多采用手工刻制，效果较差，而近两年已发展为利用照相制版等现代化刘章技术或高新技术办公设备伪造印章，逼真程度很高。从这类案件刚一出现，文检室的科技人员就敏感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自设课题研究印章制作技术及其特点，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实验，结合实际案件，很快掌握了这类案件的技术特点，总结出检验此类案件的方法，成功地鉴定了多起伪造印章案件。
文检室还办过这样一个很漂亮的案件：海淀区某企业职工李某应按法院判决每月给付老母亲赡养费80元。一次李某给了老母60元钱，并让老母在写有“60元整”及落款日期的纸条上签上了名。诡计多端的李某随即在纸条预先留好的空白处，添加上几行字和两个“0”，使协议内容变成：李某一次性给付老母6000元整赡养费，十年内不再支付任何赡养费。一年多过去了，老母亲再次将李某告上法庭索要赡养费，而李某则向法庭出示了那份加工过的“协议书”。确定该协议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法院的判决。海淀法院将这份协议和老母亲亲笔签名送交文检室，请求检验。经比对检验，发现协议中老母亲签名字迹，与本人字迹特征相吻合，可以认定是本人所写。但在仪器下观察，发现整篇协议中“60元整”及落款日期与其余字迹存在不同特点，从而认定该协议不是一次书写而是添加完成的。面对鉴定结论，李某承认了伪造协议的事实，并如数给付了拖欠老母亲的赡养费。
据梁国生副所长介绍，在完成刑事案件鉴定工作的同时，刑科所也面向社会，承办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等司法鉴定工作。仅文检室去年一年，就受理非刑事案件300余起，满足了社会这方面的需求。梁国生认为，这也正是掌握专门鉴定知识的科技警察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良好途径。
（王宁江1999.4.14《北京晚报》——走访幕后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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