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都记得蒋干盗书这一情节。当初曹操军势极盛亲率83万大军沿江而下，意图一举平定江东。东吴大都督周瑜受命迎战魏军，无奈地手下的人马还不足曹操的十分之一。硬拼不行，只能智取。酌斟再三，直用火攻。但要想将魏军一把火烧尽，必得先“献上”连环计，让曹操下令把大小战船套在一起，才好行事。魏军虽多，都是北方“旱鸭子”不足为虑，但只怕被蔡瑁、张允两位水军都督识破，于是，周瑜导演了蒋干盗书的喜剧。蒋子盗得蔡瑁、张允“投敌叛国”的情报后，如获至宝，献与曹操，以后立了大功，殊不知正好落入周瑜设下的圈套。曹操得到伪造的密信，果然不辨真假，杀了蔡、张二人，致使赤壁一战，几乎全军覆没。
哲学家们常说：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复，古今中外，何其相似乃尔，不胜枚举，一千六百多年后，远在欧洲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竟然重演了蔡瑁、张允的悲剧。
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31年，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就预见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并开始进行防空准备，在他的推动下苏联研究成功了火箭炮，即著名的“喀秋莎”火箭炮的前身。1935年地发表了重要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强调了希特勒入侵的威胁．指出了希特勒的帝国主义野心、1936年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目的在于制定希待勒进攻苏联时的积极抗击计划。他还指出希传勒可能出动二百个师进攻苏联。后来的事实说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共用了一百九十个师，可是他没看到这一天就含冤而死了。
由于希特勒清楚地意识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存在对他进攻苏联不利．于是他们利用情报机关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及另外几名苏联著名红军将领充当德军总参谋部奸细的假情报．让斯大林杀害了这个元帅和其他一些红军将领。
1936年12月16日德国情报机关从前沙俄政府将军斯科市林处获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在策划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并与德国高级将领有接触。这份情报的真伪将成千古之谜。情报机构头于海德里希对这份情报极感兴趣，他策划了利用这一情报实现一个大阴谋，当他把这一想法向希特勒报告后，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参与这一阴谋的除希特勒和海德里希外·还有党卫军骨干贝伦斯。海德里希最初想利用军事谍报组织头目卡纳里斯上将，他要卡纳里斯把与苏联入就军事合作问题所交换的文件，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和苏联高级军官的原信交给他，但卡纳里斯托辞拒绝了。于是海德里派出两支持别任务队，在一个晚上潜入了参谋本部秘密档案室和卡纳里斯领导的军事谍报处，盗走了所需要的文件、信件。
1937年4月，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内，贝伦斯等人根据偷得的样本开始实施那个阴谋的计划了．即制造一套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勾结德军参谋部的文件，信件，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还同时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由贝伦斯本人负责，得到了3名变节的苏联持工人员的帮助。他们通过篡改，增添或伪造新的书信和文件等方式伪造了12个月内图哈切夫及苏军高级将领与德军高级将领之间来往的信件，文件。信中暗示图哈功夫斯基等入反斯大林的计划已获德军的支持，这些信件全部有逼真的标记．还仿造有阅后的缩写签名，除了信件外卷宗中还包括其它文件，如苏军将领写的收据、以示德国曾为此而付了情报费，海德里希为了把卡纳里斯牵连进去，还伪造了一封卡纳里斯感谢图哈切夫斯基提供情报的信。伪造文件全部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一切就绪后，海德里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把所谓图哈切夫斯基阴谋集团的消息透露给苏驻布拉格大使。斯大林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与德方接触．结果斯大林以300万卢布的代价买下了这份假情报。由于这些文件、信件伪造得那么逼真，苏联人没有识破其阴谋，斯大林把伪造的文件、信件完全当着真的，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和一批红军高级将领。
1937牢6月12日公开宣布，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因犯“间谍和叛国罪”被枪决。据报道，他们的罪行是为德国和日本搞间谍活动，阴谋出卖苏联的乌克兰和远东领土，以换取军事支持来推翻斯大林和他的政权。
这位功勋卓著、威震欧亚的著名军事将领不是战死在疆场，而是死于自己同志的手中。海德里希的阴谋通过斯大林的手而获得了成功，以致希特勒1941年1月9日在纳粹高级将领会议上谈到准备进攻苏联时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了！”
事物总是有他的两面性，这种笔迹的模仿，有时，也能在历史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据张学良先生对日本广播电视台记者谈．当年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是站电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东三省局势危急，日本人还不能肯定张作霖的死亡。他们虎视眈眈，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张学良化装从北京赶回沈阳，用张作霖的图章，假冒张作霖的笔迹，下了一系列命令。调动军队，稳定局势，安排人员……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才宣布张作霖的死亡。张学良以其父的威望发布假手合对稳定当时东北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所以他的名字，他的行为将永垂史册。
曹操杀蔡瑁、张允和斯大林处决图哈切夫斯基，都是中了敌方的反间计。可悲的是，这一古一今，一中一外的两位聪明人都没有想到要甄别一下文件的真伪。尤其是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当时笔迹鉴定早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甄别那些信件是否出自留哈切夫斯基之手，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可叹无论是苏联内务部的情报专家，还是刑事侦察部门，都忽略了笔迹鉴定这一识别真伪的重要手段（当然其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凑在一起）以致酿成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
笔迹鉴定，对于识字的人来说并不陌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接到一封信时，不用看寄信人的地址姓名，单凭信封上那几行熟悉的字迹，便知道写信的人是谁。也就是说通过辨认笔迹来确认写信的人。这可能说是最普通的笔迹鉴定。
笔迹鉴定的基础是人们的书写习惯。书写习惯包括书写动作习惯、文字布局习惯和书面语言习惯。任何一个人的书写习惯的总和都是特定的，绝不会与其他人完全相同。这种特殊性就是笔迹鉴定的依据。笔迹特征是书写动作习惯的具体反映，通过比较分析需要检验的文字与受审查人书写的文字之间的笔迹特征，确定两者是否为同一人书写，从而认定被检验文字的书写人，这种活动就是笔迹鉴定，也就是运用笔迹识别人身。
利用笔迹识别人身在诉讼活动中，尤其刑事诉讼活动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笔迹鉴定，可能排除对无辜者的嫌疑，确认真正的罪犯，或者以笔迹为线索，找到破案的钥匙。
我国是利用笔迹识别人身最早的国家。说来也巧。曹操却不辨真伪，上了周瑜的当，也许正因吃这一堑而长一智，他手下的人就谨慎多了。历史上第一个用笔迹破案的人便是曹操当政时的魏郡太守国渊。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攻击朝廷，曹操对此非常恼火，一定要查出写信的人。太守国渊请曹操把信留下，不要声张。国渊见信中多处引用了张衡新著的《二京赋》，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对属史说：“魏郡是个大郡，为京城所在之地，但有学问的人很少，你选派些聪明的年轻人去向有学问的人学习。”属史找来3个年轻人，国渊对他们说：“要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的知识是很丰富的，向来被人忽略，能讲授这篇文章的人很少，你们要找这样的人向他学习。”接着又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告诉了他们。10天后找到了一个能讲《二京赋》的人，国渊派了官员护送3个年轻人去学习，到了老师处，护送官员请那个老师写了一封信。国渊把老师的信和匿名信比较，认定为一人所写，确认了写匿名信的人就是那个懂《二京赋》的老师。
这个案例虽然简单，但它却说明了远在1600年前我国的人就懂得从文字的内容以及笔迹特征来识别书写文字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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